元代建本特点

    1、内容上，正经正史、文人别集之外，供市民阶层阅读的医书、类书较宋代太阳城赌城，还出现了小说、戏曲刻本，如《全相平话》五种、《三分事略》、《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乐府新编阳春白雪》等。考亭学派人物的菱，除朱熹及其门人的著述外，其再传、续传弟子如熊禾、胡庭芳、倪士毅等人的著述也大量印行。
    2、元代刻书多仿赵孟字体。字体圆活，秀媚柔软。这也是元代建本书体的主要特点。此外，建阳一些善于创新的书坊，间或也有行书上版，如后至元六年（1340）刘氏日新堂刻印虞集《伯生诗续编》，元末建阳刻印《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等，写刻精雅，别具一格。间或也有草书上版。
    3、坊刻多用简体字或俗字。这种现象，尤以类书、小说等刻本为常见。《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甚至出现了假借同音字的现象。如诸葛作朱葛，益州作一州等。大抵以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复杂的字，以图省工省事。
    4、版式早期沿习宋本，字大行疏，多左右双边。中期行格趋密，多四周双边。版心多大黑口，双鱼尾。刘氏翠岩精舍刻印《广韵》，较早使用了封面，题作“新刊足注明本广韵”；虞氏《全相平话五种》则在封面上加上插图。这在出版史上是一个创新。

宋代建本特点

    1、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统已经形成。就刻书规模和数量而言，占主体的是坊刻，私家刻书也占据了很大比例。元明两代，家刻渐微，坊刻则超过宋代。宋代的官刻、家刻和坊刻有极为密切的联系，有时甚至直接交付书坊刻印。
    2、刻本内容以正经正史为主，医籍、文人别集也占了一定比例。子部儒家类中，以朱熹学派人物的著作居多。其原因一方面是宋代重科举，经书是士子求取功名，决胜场屋的必读书。另一原因是南宋理学大昌，建阳乃考亭故居，学者众多，这类书籍拥有考亭学派的大量读者。
    3、从字体年，宋建刻本大部分字体多似柳体，如余仁仲刻《礼记》、《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等。这个时期，建阳书坊还有一些工于篆书的书工。如余氏刻书世家中的书工余焕，真德秀曾命其书写“圣贤之言”。称赞其书法“如正人端士眼古衣冠，巍然拱手，使人望而起敬，虽严师益友曾不过是”》
    4、宋代建本大部份用竹纸印刷，元、明因之。建阳盛产毛竹，造纸原料丰富。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的宋乾道七年蔡梦弼刻本《史记集解索隐》、元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刻本《事林广记》、元天历三年叶氏广勤堂刻本《王氏脉经》、元至顺三年余氏勤有堂刻本《唐律疏议》等，经专家鉴定，用的都是竹纸。
    5、版式上，有左右双边，细黑口，双鱼尾。有的在边线外左上角刻有“耳子”，内刻篇名或小题，便于读者查找。

宋刻建本与海外影响

    麻沙和崇化，地处闽北山区建阳，鲜为人知；然而，她们在宋代却是闻名遐迩的“图书之府”。麻沙版图书畅销全国，驰名九州。它为传播保存祖国文化遗产，推动福建文化发展的功绩永留史册。
    麻沙与崇化的刻书业，始于中唐，兴于北宋，南宋时最为鼎盛。“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阳为最”。建阳刻书业，主要分家刻、坊刻二种。二者各有千秋。家刻系指么人及其家塾所刻之书，目的在于宣扬自己的著作或传播自己所爱好之书，故精勘精审，装潢考究。但为数不多，影响不大。其中较著名的有：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麻沙镇南斋虞千里，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建安魏仲举家塾等。
    坊刻系指书坊所刻之书，目的在于营利。古代书坊，是兼营编辑、出版、印刷和发行的书店。它是书籍生产和流通的主要场所。因取易刻速售，故质量稍次。 但刊刻内容广泛， 数量很多，影响极大。“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村皆以刊印书籍为业。”许多人以刀为锄头，以版为田，赖此谋生。麻沙与崇化尤为书坊的荟萃之地，所出之书号称“麻沙版”，扬名天下。朱熹称“麻沙版书，行四方者，无远而不至。”有的甚至运到海外出售。著名的书坊有：黄三八郎书铺，一经堂、勤有堂、万卷堂、群玉堂、陈八郎书铺、建安堂等。宋代麻沙书坊不胜枚举，仅以上数家，即可想见当年的繁盛。尤其要指出的是，其中有的人世代操书为业，经营得法，书坊一直开到百年以上。 如以“全闽刻书之威”著称的余氏“万卷堂”，从宋代一直开到明代，历三朝达四百余年之久，蜚声海内外。象这样历数百年而不衰的书林世家大族，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麻沙与崇化的坊刻书籍大致可分五类；一、初级启蒙读物，如《千字文》、《三字经》等。这些书一向不为私家所屑顾；然而它对开发儿童智力，普及文化知识却必不可少。宋明两代建阳被誉为“家有法律，户有诗书”的文学之乡，足见其影响之深远。二、各类经史和类书。这些书主要供士大夫学习、进身仕途之用，故印数极多，流传最广。史载“五经四书泽满天下，人称小邹鲁。”三、各类各人文集、诗选和各种工具书。如《千家注杜诗》、《诗人玉屑》等。这些书主要供学者学术研究考正源流之用。许多文人学士对麻沙版书籍十分赞赏。清代学者朱彝尊有诗云：“得观云谷山头水，恣读麻沙里下书，此意残年仍莫遂，遍舟欲去转踌躇。”四、各种农、医杂书和日用书，如《农桑辑要》、《居家必备》等。这些书历来被士大夫视为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但它却是长期以来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和生活经验的总结，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和重视，所以印数也很多。五、各种民间诗歌、戏曲、话本、小说集等。这些书主要供城乡民间艺人说唱使用，如《大宋宣和遗事》、《京本通俗小说》等。这类书籍为我国通俗文学的发展起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中一部份话本影响很大，导致后来著名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的产生。
    “建本遍天下”。“行四方者，无远而不至”。宋刻麻沙版书籍对宋明祖国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书坊的开张营业，书籍的大量刊刻，促进福建各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地书院学馆林立，藏书日盛，一跃成为我国南方重要的文化中心。闽中士子晓习夜诵麻沙卷籍，探其精奥，日有所得，涌现出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在正史中，福建籍人物唐时仅2人，占总数0.2%。北宋时升到95人，占6.5%。南宋为88人，占14.5%。明时为92人，占5.19%。据明朝进士题名录记载，明代福建有进士二千二百零八名。麻沙崇化所在地的建宁府更是英才辈出，群星辉映。建阳人袁枢，幼习《资治通鉴》，苦其浩博。后将其数千年事迹，分门别类，写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开史学新体例之先河，崇安人柳永，其词婉丽，名播西夏，“凡有井水处， 即能歌柳词”。建阳人宋慈，是最早的法医学家，所著《洗冤集录》，被喻为法医经典，翻译到欧美十几个国家。建阳人祝穆，著有《方舆胜览》，对于“名胜古迹，多所胪列，诗赋序记，微引尤繁”，被《四库全书提要》喻为“游记全书”。明代的建阳成为“家有法律，户藏诗书”的文学之乡，与“东鲁曲阜”并称于世，共享盛名。由此可见宋刻麻沙版书对福建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它为宋明两代福建文化走在全国的前列立下汗马功劳。
    宋代麻沙本， 还对中外文化交流起积极的作用。宋元时期，泉州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麻沙版书曾与其他闽产经此飘洋过海，运往世界各地。宋代“建阳七贤”之一的熊禾就说过“儿郎伟，抛梁东，书籍日本高丽通。”“儿郎伟，抛梁北，万里车书通上国。”泉州海船就载过五色缬绢与“建本”书籍和新罗的人参布匹交换。祝穆所著的《事文类聚》麻沙本曾流传到朝鲜被印成活字本广为流传。宋代的中国对日贸易，书籍为其大宗。《新雕皇朝事实类苑》曾流传到日本。1621年，日本水尾天皇曾将它翻印赐给公卿诸臣。那时日本掀起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幕府在十三世纪中叶，在现今横滨市建立起有名的金泽书库，专门收藏各种中日书籍。其中就保留有许多珍贵的宋代麻沙版本。1980年，日本宫内厅将珍藏的宋版麻沙本《全芳备祖》影印本赠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该书传世稀少，被视为拱壁珠琳；十四世纪时就已罕见，连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也没有见到它。由此可见宋代麻沙版书在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沟通两国人民感情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宋代麻沙版书甚至远涉重洋，传到美国。美著名学者卡特在所著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他的西传》一书中提到：“余氏在宋以前已经刊板印书，一直继续到明代，达四百年之久，世业相传……他们所刻的经籍是我们图书馆中所藏最精美的版本。”
    世事沧桑数百年，物换星移几春秋。宋刻麻沙版书屡经磨难，现已世稀难得。书以罕见珍。早在清代，它就以页计酬，身价倍增。“沪渎偶出一宋季元初麻沙坊刻，动估千金。”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浙江图书馆曾收购宋麻沙版《名臣碑传琬琰集》，以其流传太少，弥足珍贵，从每页计价银元五枚购进。解放后，宋代麻沙版各类书籍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均被列入善本之列，妥为保藏。
    “建阳书本满人间，楞事三朝远百蛮。”

建    本

    萌芽于五代，兴盛于两宋的福建刻书业在我国的图书出版史上和印刷技术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自宋讫明，建阳始终是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刻印书籍的数量居全国之冠，有“图书之府”的美誉。
    历史上福建的刻书以建阳为主，建阳刻书以坊刻为主，这是建刻的一大特点。由于历史悠久，书肆众多，许多刻书大族均子承父业，世代相沿，形成著名的刻书世家，这是建阳书坊的又一显著特点。三是刻本数量众多，内容广泛，举凡经、史、子、集靡所不备。四是众多的书坊均集编、校、刻、销于一身。
    在现存众多的建本图书中，举凡研究中国哲学、史学、文学、医学、民俗、出版等学科，均可从中找到各自所需的史料，因此，古代建阳刻书家们在保存和传播中华文化典籍方面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理应受到尊敬和赞扬。
    建阳市于1995年12月成立了建本研究会，秘书处设在市图书馆内。